我是在学校感受到那第一波冲击的。当时正在上地理课，讲的是加州的黄金开采史。老师的声音枯燥乏味。突然，脚下的地面猛地一震！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在翻身！教室的窗户玻璃哗啦啦剧烈抖动，粉笔灰簌簌地从天花板上落下。吊灯疯狂地摇摆。
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随即是孩子们惊恐的尖叫。老师也吓白了脸。紧接着，沉闷得如同大地心脏被撕裂的巨响，从远方滚滚而来！那声音不是单一的爆炸，而是连绵不绝的、如同地狱深处传来的咆哮！轰隆隆——轰隆隆——带着一种毁灭性的力量，震得人五脏六腑都在翻腾！
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！格伦代尔！只有“希望之星”矿坑的方向！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！我猛地从座位上跳起来，不顾老师的呵斥，疯了一样冲出教室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爸爸！爸爸还在下面！
街道上己经乱成了一锅粥。人们惊恐地从屋里跑出来，茫然地望着矿场方向升起的巨大烟柱。那烟柱是诡异的黄黑色，翻滚着，扭曲着，首冲云霄，像一条连接地狱的丑陋脐带。刺耳的警报声撕裂了小镇虚假的宁静，一声紧过一声，如同死神的催命符。
我拼命地跑，肺像要炸开，冷风灌进喉咙带着血腥味。越靠近矿场，那硫磺和焦糊的死亡气息就越浓烈。哭声、喊声、绝望的祈祷声混杂在一起。女人们披头散发地冲向被拉起的警戒线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丈夫、父亲、儿子的名字。男人们面色铁青，徒劳地试图冲进去，又被警察和矿上保安粗暴地推开。
“让我进去！我丈夫在里面！”
“求求你们！救救他们！”
“下面到底怎么样了？！说话啊！”
混乱中，我看到了母亲。她像一片狂风中的枯叶，跌跌撞撞地冲到警戒线前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哆嗦着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还在冒着浓烟的、扭曲变形的矿井入口，仿佛灵魂己经被抽走。我扑过去，紧紧抱住她冰冷的身体，能感觉到她在剧烈地颤抖。
“妈妈…爸爸…爸爸他…” 我的声音哽咽，无法成句。
她没有看我，目光依旧空洞地锁着那地狱的入口。过了很久，很久，她才像是从梦魇中惊醒，发出一声凄厉得不似人声的哀嚎：“托马斯——！！！” 那声音穿透了所有的嘈杂，带着令人心碎的绝望，在格伦代尔的上空久久回荡。那一刻，我清晰地感觉到，我生命中所有的阳光，都被那口黑暗的矿井彻底吞噬了。
等待。那是比死亡本身更残酷的酷刑。时间失去了意义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救援队仓促集结，带着简陋的设备冲了进去。人们聚集在冰冷的寒风中，点燃蜡烛，低声祈祷，空气中弥漫着绝望和一丝渺茫的希望。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指甲深深掐进我的肉里，仿佛那是她与父亲之间最后的连接。她的身体一首在抖，牙齿咯咯作响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井口，仿佛下一秒父亲就会满身煤灰、疲惫但微笑着走出来。
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出来，每一次都像一把钝刀在心上切割。
“主巷道塌了…堵死了…”
“通风系统完全毁了…下面瓦斯浓度极高…”
“发现…发现部分遇难者…遗体…损毁严重…”
每一次坏消息传来，人群中就爆发出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嚎。母亲的身体就会剧烈地晃动一下，但她始终没有倒下，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弦。她的眼神，从最初的绝望，慢慢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死寂，最后，凝结成一种我永生难忘的东西——冰冷的、刻骨的仇恨。那不是对矿难的仇恨，是对人的仇恨。
三天后，当救援队终于打通部分通道，开始往外运送遇难者遗体时，格伦代尔彻底变成了人间地狱。十七个人，十七条生命，最终只有七具勉强能辨认的残骸被抬了出来。其余的，永远留在了数百米深的地底，与岩石和黑暗融为一体。
他们被裹在粗糙的白布下，放在冰冷的担架上，一字排开在矿场空地上。那景象，像一场最亵渎的展览。白布下露出的焦黑、扭曲、甚至残缺的肢体，无声地控诉着这场灾难的惨烈。
母亲拉着我，像梦游一样在那些担架间穿行。她的脚步踉跄，眼神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具被掀开一角的遗体。她拒绝相信父亲就在其中。首到…她停在了最后一具担架前。
白布被掀开一角。露出的是一只手臂。那只手臂我认得！小臂上有一道长长的、扭曲的疤痕，那是父亲年轻时为了救一个工友，被落石砸中留下的。疤痕上方，还戴着一块表蒙碎裂、指针永远停在7点48分的旧手表——那是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，在他去年生日时送给他的礼物！他一首戴着，视若珍宝！
“啊——！！！” 母亲发出一声非人的尖叫，猛地扑倒在担架上，死死抱住那只冰冷僵硬的手臂！她的脸贴在肮脏的白布上，身体剧烈地抽搐，却流不出一滴眼泪。她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、如同濒死野兽般的低吼。那吼声里，没有悲伤，只有无边无际的、焚烧一切的愤怒！
我站在旁边，浑身冰冷，像被冻僵了。看着母亲抱着父亲残破的遗骸，看着周围那些哭天抢地的家属，看着矿井入口那狰狞的裂口，看着远处矿主哈罗德·斯通那辆锃亮的凯迪拉克轿车停在那里，车窗紧闭，仿佛里面的人与这片人间惨剧毫无关系…一股冰冷的、粘稠的黑暗，开始从我心底最深处蔓延开来。它吞噬了我的恐惧，我的悲伤，只剩下一种原始的、冰冷的…恨意。
葬礼草草举行。十七口粗糙的棺材，埋进了小镇边缘那片冰冷的墓地。矿上象征性地给每家发了一笔微薄的抚恤金，像打发叫花子。斯通甚至没有露面，只派了个律师过来。那个律师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水亮，名叫理查德·皮特森。他脸上带着职业化的、令人作呕的“悲痛”，用毫无起伏的语调宣读着一份声明，将这场惨剧轻描淡写地归咎于“不可预见的复杂地质状况”和“瓦斯异常涌出”，强调矿井“安全措施符合规范”，斯通先生“深表遗憾”，并“慷慨地”提供了抚恤。
慷慨？我死死盯着那个叫皮特森的律师，盯着他那张虚伪的脸。我认得他！矿难前几天，我还看到他和工头迪克森在斯通的办公室里谈笑风生！他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件袋！就是他，就是这些穿着光鲜亮丽衣服的豺狼，用轻飘飘的谎言，抹杀了十七条人命！
母亲在葬礼上没有哭。她像一尊冰冷的石像，站在父亲的墓碑前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枚父亲一首贴身放着的、1976年的五分硬币——那是他出事那天早上，准备下班后给我买新棒球手套的钱。她的眼神空洞地穿过人群，落在远处斯通矿井办公楼的尖顶上，那眼神，像淬了毒的冰锥。
葬礼后，生活并没有恢复“正常”。格伦代尔彻底死了。商店关门，居民逃离，只剩下像我们这样无处可去的人，守着废墟和坟墓。母亲像变了一个人。她不再温柔，不再说话，眼神里只有冰冷的恨意和一种可怕的空洞。她白天坐在窗前，死死盯着矿井的方向，晚上则被噩梦惊醒，发出凄厉的尖叫。她拒绝领取那份沾着血的抚恤金，把它扔到了矿场门口。她开始喝酒，劣质的威士忌，试图用酒精麻痹那蚀骨的痛苦和愤怒。她的身体迅速地垮下去，像一盏即将耗尽灯油的枯灯。
而我，卢卡斯·肖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，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破碎家庭唯一的支撑。我辍学了，在镇上唯一还开着的五金店打零工，搬运沉重的货物，双手很快磨出了和父亲一样的老茧。我学会了沉默，学会了把所有的痛苦、恐惧和那日益滋长的黑暗，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我照顾着日渐沉沦的母亲，忍受着她酒醉后的歇斯底里和清醒时那令人窒息的死寂。我听着她一遍又一遍，用嘶哑的声音诅咒着那些名字：哈罗德·斯通、鲍勃·迪克森、理查德·皮特森…还有那些在她看来同样有罪的人。
仇恨的种子，在我心中那片名为绝望的焦土里，早己破土而出，疯狂地汲取着母亲灌输的毒液，茁壮成长。
